刘步蟾曾经的战友池仲祐曾这样评价刘步蟾：“豪爽有不可一世之概”，还说他“治军严肃，凛然不可犯”。论国事、军事，常“忠愤激昂，流露于言词之间，而不自觉”。从前面撤旗事件，已可见出刘步蟾的“不可一世之概”；而说他“凛然不可犯”，大概是说刘步蟾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可从下面两个故事略窥一斑。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血战于大东沟。作为舰队战术实施的指挥官，刘步蟾在丁汝昌受伤后，又肩负其“代为督战”的责任。他“指挥进退”“尤为出力”，以“定远”“镇远”二铁舰苦撑危局，卒“转败为功”。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退缩”，在“致远”被击沉后，即“首先逃走”。战后朝廷下令将其“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其实，方伯谦的闽籍同乡、船政学堂的同学，纷纷设法谋求营救。方伯谦的逃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皇帝既然已经下令问斩，自然是救不了的。虽然战时大家一起拼战，命悬一线，对逃者深恶痛绝，如“来远”舰就曾向脱逃的“济远”“广甲”开炮泄愤。但战斗已经结束，命也保住了。一些人又转过脸来，乐意做一点姿态给世人特别是自己的同乡们看。于是，几位舰长相偕来找刘步蟾，欲约刘步蟾一起为方伯谦向上求情。

　　刘步蟾和方伯谦同样是福州同乡，从小即一道进福建船政学堂，成为船政一期的毕业生，又一道出洋赴英国学习，再长期在北洋海军共事，诸般关系，在人们的眼里，似乎刘步蟾没有不参与救方的理由。但刘步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旗帜鲜明，连半点姿态都不肯作。他对前来的几位舰长斩钉截铁地说：
 
　　“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之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彼已于大局何？”
　　1894年11月14日，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指挥铁甲舰进威海湾西口时，因为潮涨风溜导致浮标移动，铁舰被暗礁撕破。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且受害者仅仅是自己。不幸中之不幸的是，它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这时，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北洋舰队残存的6艘军舰寄托着朝廷转危为安的希望。作为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林泰曾既不可能以“客观原因”为借口，又不可能卸责于他人，心如火焚，痛不欲生，急急前往见刘步蟾，欲与商酌办法。作为同乡兼同学，刘步蟾和林泰曾还有一层更加特殊的关系——姻亲。为了让左膀右臂紧密团结，丁汝昌做了月下老人，牵线搭桥，让刘步蟾的儿子娶了林泰曾的女儿。这位“有烈士风”的刘步蟾，面对失去铁甲舰的揪心之痛，面对这自己的儿女亲家，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地说道：　　“镇”“定”两船系国家保障，朝廷多次明降谕旨，谆戒保护，尔奈何竟将裂坏，更有何面目见人耶？
　　林泰曾最后“引义轻生” “良可悯惜”，加上在方伯谦一案中的表现，刘步蟾的所作所为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么？恐怕未必。事实上，不徇私情的刘步蟾，这位曾经的所谓“闽党”头儿，不仅因此而惹恼了乡亲和同学，也开罪了军中的洋员，更得罪了方伯谦的后代。如，战后为方伯谦翻案的《冤海述闻》一书，痛诬刘步蟾私改电报；而为我们记录了上述两个故事的“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则斥其为“真小人哉”；英籍洋员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在30多年后推出的回忆录里，仍对其极尽攻击之能事，大泄其愤；方伯谦的家人更是迁怒于刘，一口咬定方伯谦“就是被刘步蟾害死的”。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甲午风云》，还把刘步蟾描绘成一个大花脸。一个人要坚持原则，总是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