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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鱼雷艇甲午海战的13个逃兵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鱼雷艇军官背着丁汝昌集体阵前出逃,成为北洋舰队战史上最大的污点。出逃事件中被日军俘获的“福龙”管带蔡廷干,将舰队虚实和盘托出;“左一”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谎称刘公岛已失守,致使行进途中的清军援军掉头撤退。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于刘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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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鱼雷艇军官背着丁汝昌集体阵前出逃,成为北洋舰队战史上最大的污点。出逃事件中被日军俘获的“福龙”管带蔡廷干,将港内北洋舰队的虚实和盘托出;“左一”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向上司谎称刘公岛已失守,致使正在行进途中的清军援军掉头撤退。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于刘公岛。
1895年2月7日清晨,威海刘公岛。
海面炮声隆隆,困守孤岛的北洋舰队又一次击退了日本联合舰队的进攻。正当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趁势突围和坐等援军之间犹豫不决之际,突然有水兵报告:北洋舰队全部13艘鱼雷艇以及两艘炮艇,从刘公岛西口鱼贯而出。而丁汝昌并没有给他们下达突围的命令。
与此同时,站在“桥立”号战舰甲板上的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难道北洋舰队要作困兽之斗,用鱼雷艇作为诱饵,掩护主力舰艇突围?他马上传令各舰做好防御鱼雷攻击的准备。
然而,这些鱼雷艇冲出港口后,并未向日舰冲去,而是沿着海岸加速向西行驶。这时,无论是丁汝昌,还是伊东,都看懂了:北洋舰队鱼雷艇队正在全体临阵脱逃!丁汝昌想派军舰把他们截回来,可为时已晚;伊东则命令“吉野”等四艘航速最快的日本巡洋舰予以追击。结果,除了“左一”航速较快,侥幸逃脱,其余鱼雷艇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无一幸免。
据专家考证,这是一次由鱼雷艇军官们背着丁汝昌精心策划的出逃事件。成为北洋舰队战史上最大的污点。
1866年,英国人罗伯特•怀特海德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枚自动推进的鱼雷;1877年,世界上第一艘装备白头鱼雷的鱼雷艇“快速”号在英国问世;1878年,俄军用鱼雷击沉了土耳其“英蒂巴”号炮舰,鱼雷在实战中首次亮相。由于鱼雷可对水面舰艇造成致命打击,因此,鱼雷及鱼雷艇的出现,对追求装甲厚度和火炮口径的传统海战战法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鱼雷艇问世之际,正值中国洋务运动高潮之时。清廷决策层看到鱼雷艇造价低而威力巨大。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鱼雷入水,直射如箭……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齑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鱼雷理法最密,西人视为不传之秘。”于是,从1880年起,中国的鱼雷事业就开始起步。这几乎与西方列强同步。至1894年,中国海军共拥有鱼雷艇35艘,数量虽多,但分属北洋、南洋、广东等水师,条块分割,难于发挥整体威力。虽然全部购自海外(其中27艘来自德国),装备较为先进,但由于1888年之后未添1艘,艇龄老、航速慢,没有实现鱼雷艇国产化。
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大量购置和建造鱼雷艇。到1894年,共装备了24艘鱼雷艇,其中10艘为国产。尽管日本海军鱼雷艇数量较少,但艇龄较短,有19艘艇龄不满6年;而且所有鱼雷艇编入联合舰队,整体作战能力大大强化。
北洋舰队因承担拱卫渤海湾、屏藩首都的重任,最受清廷重视,因而配备了性能最佳的鱼雷艇。“福龙”排水量115吨,1500匹马力,航速23节,载有4门火炮和3具鱼雷发射管,“左一”排水量108吨,1000匹马力,航速24节,载有6门火炮和3具鱼雷发射管。它们构成了北洋鱼雷艇的主力。“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航速18-19节,其吨位、鱼雷发射管数量都稍逊一筹。另有舰载鱼雷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以及教练鱼雷艇“中甲”、“中乙”。共计13艘艇,只有日本联合舰队鱼雷艇数量的一半略多。
北洋鱼雷艇的军官基本都接受过近代海军教育。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管带王平,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员。“福龙”管带蔡廷干,是1873年第二批官派留美学生。“右一”管带徐永春、“右二”管带刘芳圃、“左二”管带李仕元等,都曾留德学习鱼雷。“左二”大副倪居卿、“左二”管轮李绰椿、“左三”管轮霍家桢等,都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海军衙门为培养鱼雷人才,专门设置旅顺鱼雷营(1881年)、威海金线顶鱼雷营(1883年)和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
总的来说,虽然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装备精良,人才济济,那么,他们在实战中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黄海海战:痛失良机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军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北洋舰队完成运兵护航任务,即将返航,在大东沟口外黄海海面,突然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主力,随即展开海上决战。
北洋舰队共有18艘舰艇参加护航,包括“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四艘鱼雷艇;而日本舰队没有鱼雷艇参战。战前,丁汝昌安排鱼雷艇和2艘炮艇护送运兵船进港,“平远”、“广丙”两艘巡洋舰在港口外警戒,其余10艘主力战舰在港口外12海里处锚泊。日本联合舰队12艘战舰的突然出现,使锚泊的10艘北洋主力战舰仓促应战。很快,航速、吨位、火炮射速上均居劣势的北洋舰队,就因旗舰信号杆被击毁,舰队失去统一指挥,而陷入被动。
激战一小时后,“平远”、“广丙”、“福龙”、“左一”投入战斗,并包围了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1895年担任日本驻我国台湾第一任“总督”)的座船“西京丸”。该舰系商船改装,装甲薄,火力弱。舰身多处中弹起火,舰舱进水,蒸汽舵和信号杆被击毁。如能将其击沉,很可能扭转战局。“平远”、“广丙”的轰击吸引了“西京丸”的炮火,“福龙”则从浓浓烟雾中冲出,在距离“西京瓦”400米处发射了一枚鱼雷。擦过“西京丸”的右舷,未能命中。稍作调整后又发射了第二枚鱼雷,结果在距“西京瓦”右舷5米处再次擦过。
随后,“福龙”一面用速射机枪攻击“西京丸”,一面冒着炮火不断逼近,在距敌舰40米处发射了其携带的最后一枚鱼雷。这枚鱼雷是对着“西京丸”的舰身中部发射出去的,“福龙”的官兵都认为“此次定中无疑”,甚至开始提前庆祝。桦山资纪及其随从军官,看到鱼雷飞驰而来,皆以为“我事已毕”,相对默然,听天由命。
然而,过了一分钟,没有听到预料之中的爆炸声,“西京丸”依旧安然无恙,“福龙”管带蔡廷干懵了,桦山资纪也懵了。两分钟后,那枚鱼雷出现在“西京丸”另一舷侧的海面上,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认为,由于鱼雷在发射入水后,要惯性下沉,在水下前进一段距离后才能浮出水面。“福龙”在发射鱼雷时距离“西京丸”太近,那枚鱼雷射出后,竟从“西京丸”舰身底下的海中穿了过去。也有学者认为,“福龙”是在转舵时发射的这枚鱼雷,而转舵时由于鱼雷艇吨位小,艇身会向一侧倾斜,导致舷侧鱼雷沉入水中过深。
事实上,北洋舰队成军后,管理松懈,日常训练流于形式。鱼雷打靶,“唯船动而靶不动”。实战中三枚鱼雷都打不中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难不死的“西京丸”在随后赶来的日舰掩护下逃离战场。忙于救助落水伤员的“左一”也无暇追击。此后,北洋舰队再无聚歼敌舰的战机。黄海海战持续5小时,北洋舰队损失5艘战舰,而日本舰队虽也有5艘受重创,但无一沉没。
全军覆灭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鉴于舰船损失较大,担心拼光老本,就下令北洋舰队龟缩在威海“保船制敌”,不准出击,把制海权拱手相让。在日本海军的掩护下,日本陆军连续攻占大连、旅顺,占领了北洋舰队的辽东基地和船坞。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向威海侧后发动进攻;日本海军以25艘战舰和16艘鱼雷艇封锁了威海港,防止北洋舰艇突围。一周后,日军攻占威海岸上炮台,并调转炮口攻击刘公岛附近的北洋舰艇,不过收效甚微。
2月5日凌晨,日军派出数艘鱼雷艇,分三个小队乘夜色偷偷越过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口外海面设置的栅栏、锁链和水雷,但由于进港后失去联络,只能各自为战,多数被击沉。混战中,其九号艇用鱼雷击中了北洋旗舰“定远”,导致后者搁浅而丧失战力。次日凌晨,日军鱼雷艇再次偷袭,击沉了巡洋舰“来远”、训练舰“威远”和布雷舰“宝筏”。而“来远”与“威远”的管带这一夜竟登岸嫖妓,舰上官兵集体酣睡,毫无防范,损失巨大。
北洋鱼雷艇队集体出逃后,重挫刘公岛守军的士气,洋员勾结部分官兵哗变闹事,要求投降日军。不愿承担汉奸骂名的丁汝昌,又苦等了四天,终究没有盼来他渴望的援军,在绝望中自杀。又过了七天,11艘残余舰艇插上了太阳旗,日军开进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或许丁汝昌至死都不知道,出逃事件中被日军俘获的“福龙”管带蔡廷干,将港内北洋舰队的虚实和盘托出;“左一”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向上司谎称刘公岛已失守,致使正在行进途中的清军援军掉头撤退。
与屡获胜绩的日本鱼雷艇相比,北洋鱼雷艇队毫无作为。鱼雷艇全盘进口带来的发展停滞、迷信“大舰巨炮”而导致鱼雷艇的优势无法发挥,流于形式的日常操练、不重视操守教育以及官阶收入的巨大差距,这一切,都使北洋鱼雷艇队的建设弊病丛生,最终酿成恶果。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24期 作者:唐博(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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