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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梦——追忆《甲午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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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涛恶浪的大海上,一艘鼓轮怒驶的战舰,一位怒目而立高呼杀敌的军人,双手握拳并举胸前……

  几十年来,上述的壮烈影像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英雄梦,这就是电影《甲午风云》。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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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中,会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憧憬,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梦,有关乎友谊的,还有关于爱情的,更有让人为之热血沸腾的英雄梦,这一切都是被誉为造梦工厂的电影工业所乐此不疲表现的内容,不断地造梦、圆梦。银幕上的一出出光影变幻,将遥远、模糊的梦境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真实视听感受,这种特有的梦工厂功能,使得一部优秀的电影,往往会对人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新生的国家一样,中国电影事业也经历了彻头彻尾的改造,一改往昔的风格,革命、爱国、英雄成为新时代影视作品的主旋律,一批批相关题材的影片应运而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诸多表现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题材的影片中,1959年公映的,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历史故事片《林则徐》,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带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与众不同的故事,加之演员的出色表演,立刻引起举国轰动,赢得满堂喝彩。人们开始注意到,传统认识中昏天黑地的晚清封建时代,原来也不乏熠熠生辉的闪光点和铁骨铮铮的英雄,由电影推动,普通大众对中国近代史乃至更远历史的关注和兴趣,成了一时的流行。

  电影《林则徐》大获成功带来了榜样和启发作用,当时中国另一家重要的电影制作基地,位于北国大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追逐潮流,决定也要拍摄一部近代史题材的影片,内容则选定为当时大众并不十分了解,尚属冷门的中日甲午战争。

  发生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异常重要的命运转折点,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实际在学术界内自清末以来一直不绝如缕,在清末、民国时代研究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甲午战争的研究日益重视: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甲午战争的论文集出版;1955年,北京、上海两地各出版了一本名为《甲午中日战争》的通俗读物;1956年,对甲午战争史研究起着重要作用的基础史料集七册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出版。作为学术走向大众的一个重要途径,1958年《电影文学》杂志发表了叶楠、希侬、陈颖等人集体创作的电影剧本《甲午海战》,引起很大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新片的剧本原型就来源于此。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筹备影片拍摄,影片剧本在原《甲午海战》基础上进行修改,最终影片定名《甲午风云》。

  1960年春暖花开的4月,由林农执导,李默然主演的《甲午风云》在北方重要的海军军港大连正式开机,这是自1958年日本新东宝株式会社拍摄《天皇、皇后和日清战争》之后,世界上又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电影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甲午战争的电影。
 

电影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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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894年的夏季,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引发矛盾,局势日益紧张之时。与电影的原型剧本《甲午海战》相比,《甲午风云》在事件上着重表现了甲午丰岛海战与黄海海战两大战役,《甲午海战》剧本中最后的威海保卫战,以及刘公岛军民上山抗日打游击的故事则予以删除。

  修改后的《甲午风云》剧本整体上显得更为简洁洗练,主题更加突出,改变了原作略嫌平直的叙事,而以甲午战争史中北洋海军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的英雄史迹为重心,着重突出邓世昌的高大形象,与之相对应,也格外突出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人,以此作为反面的典型。影片名为《甲午风云》,实际以《邓世昌》为名更贴切。

  全片主要由3大部分构成,分别是丰岛海战、李鸿章校阅海军、黄海海战,邓世昌的故事则融合在这几幕大历史事件中。

  影片一开始,在战云即将到来的刘公岛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召集各舰管带商议护送运兵船 “高升”等事,在全军护航或是个别舰船护航问题上,邓世昌与刘步蟾等当堂辩论。在提督丁汝昌已经支持全军护航时,因为北洋大臣的一纸电令而被取消。

  紧接而至的丰岛海战,表现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不顾僚舰和运兵船,擅自挂白旗逃跑,而爱国水兵王国成等则自发开尾炮击退日本军舰“吉野”。

  丰岛海战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谎报军情,将尾炮退敌之功占为己有,开除了知情人王国成。经历一番周折,王国成投入“致远”舰作水兵,将丰岛海战的战况如实报告了管带邓世昌。邓世昌对此事义愤填膺,在提督丁汝昌为方伯谦举行的庆功会上揭露丰岛之战真相,更分明地划分了邓世昌、爱国水兵,和刘步蟾、方伯谦等的界限。

  之后的剧情中,又加入了邓世昌晋见李鸿章,痛陈海军需要添购军械情形,被李鸿章喝退;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致远”舰发现炮弹内实有泥沙,邓世昌就此报告李鸿章,并要求处置百姓抓获的日本间谍等事,李鸿章恼羞成怒革去邓世昌顶戴花翎,邓世昌满怀忧愤在寓所弹奏琵琶曲《十面埋伏》等。进一步衬托邓世昌人格的高大,和投降派代表李鸿章的鲜明区别。

  作为该片的尾声,《甲午风云》电影最后的故事是1894年9月17日爆发的黄海海战,由于刘步蟾贪生怕死,擅自下令更改旗语,使得全舰队变成了横阵,导致北洋舰队失利。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力挽狂澜,重创敌舰,因为弹药告罄最终选择了与日本军舰“吉野”同归于尽。

  黄海的怒涛之上,“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召集全舰官兵,在“撞沉‘吉野’”的齐声高呼中影片到了最高潮,最终“致远”舰接连躲过日本军舰发射的2枚鱼雷后,不幸被第3枚鱼雷击中……

  1962年,电影《甲午风云》拍摄完成,在全国公映。

  影院里灯光逐渐熄灭,人声归于安静,舞台上帷幕缓缓退去,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到银幕上,伴随着一段悲壮的民族音乐,那场甲午年的历史风云来到了人们面前……
 

电影VS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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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风云》一经上映,立刻在全国引发轰动,虽然经历了<敏感词>的禁映,但是20世纪80年代再度公映时,依旧是风采不减。

  由这部电影开始,原本局限在史学界内研究的甲午战争史开始为大众所知,邓世昌开始成为大众熟悉的英雄,甲午故地威海也一举闻名,而有关炮弹里装着沙子、“济远”舰挂白旗、水兵王国成尾炮退敌、“致远”勇撞“吉野”等海战故事,也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看,尤其是近年来有关北洋海军、甲午战争的新研究发现下,电影《甲午风云》中除了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勇撞日舰等某些主干情节有史料可以稽考外,影片中的其他很多故事都存在与历史事实相矛盾的情况。

  最早对这部电影中存在的与历史相失实之处提出批评的,是1963年戚其章先生撰写的影评《论‘甲午风云’的得与失》,主要针对片中将刘步蟾塑造为负面形象表示异议。近年来,随着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进步,以及爱好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关对《甲午风云》的批评也日益增多,甚至出现了因为影片的某些失实问题而有人质疑邓世昌历史地位的现象。

  客观而论,《甲午风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该片剧本的创作本身以及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历史剧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因为剧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在历史上都曾存在和发生过,都可以在历史档案中找到对应的佐证依据,因而创作这类作品首要的标准就是严谨。

  然而剧本作者和史学研究者属于两个学科范畴,史学研究者追求的是尽可能还原历史,凡论说史事皆得有可靠依据,而剧作者追求的则是故事的戏剧效果。往往对于历史剧的创作,只是根据史学研究的成果作为主干,而为了“丰满”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剧作者就会去编写一些在他们看来属于“合理”的故事。结果往往就会出现剧本中真实依据史料而作的情节被观众忽视,而编剧自己创作的有声有色的故事却被当作史实随着大众舆论而传播,最后弄假成真。更为严重的就是因为发现大量故事属于剧作者的创作,而使得大众对原本属于史实的某些主干情节发生怀疑,连带认为同样是属于编剧创作。至今,上述问题还是中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通病。

  《甲午风云》中除了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悬白旗逃跑,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指挥“致远”勇撞“吉野”属于历史事实外。其他诸如邓世昌与刘步蟾、方伯谦辩论,水兵王国成被方伯谦劝退离舰,邓世昌向李鸿章奏请汇报等等,全部都是编剧创作的内容。

  《甲午风云》电影的另一项问题来自剧本所参考的历史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有关甲午战争史、北洋海军史的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当时的很多成果随着历史推移,已经被不断修正。《甲午风云》中很多依据那个时代史学研究成果创作的剧情,在今天来看已经是完全错误,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有关北洋海军“镇远”舰管带刘步蟾的形象,剧中刘步蟾的白脸负面形象,显然受了当时影响颇广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影片中的很多情景都可以在范著中寻找到对应的文字,诸如“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发出信号,令舰队横列,主力舰居中。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等等。

  《甲午风云》的摄制,距离今天已近半个世纪,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对这部电影有很多的挑剔,但决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进行任意批评的标靶,因为它属于它创作的那个时代。《甲午风云》具备的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向今天的人们提了一个问号,几十年前,一部电影将深锁高阁的史学成果瞬间变成普及,起到了单纯的学术研究所无法做到的广泛普及作用;几十年后,这部影响了几代人、让英雄的梦想在无数国人心中激昂回荡的电影已经老了,期待出现一部新时代的《甲午风云》,让1894年黄海波涛上壮烈的英雄故事继续感染新一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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