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家乡，刚任国子监祭酒半年的王懿荣愁虑仿徨，眠食俱废。他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抵御倭寇。他在对光绪帝的奏折中指出：自己的老家福山地处滨海，距威海百八十里，是渤海南路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一失，大局瓦裂”。然而，胶东半岛军事防御力量非常薄弱，虽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公忠廉介，坚持抗敌，但因上任不久，兵力单薄，武器陈旧。而自己十六七岁时曾随父亲办理登州海疆一带团练，有一定的经验和旧关系。现在时值国家危难之际，惟有恳求皇帝准许他回籍“会同抚臣办理团练，兼事招募”。他还指出，眼下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非有得力军干，迅速赴援，不足济急”。因此，他建议皇帝派自己的堂弟、陕西永兴军记名提督王鸿发驰援威海，以解威海之围。他还奏请皇上恩准莱阳籍的翰林院编修王土序，黄县(今龙口)的族兄翰林院检讨王守训，荣成籍的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等一起前往胶东，协助自己办练团练。
同日，王懿荣的妹夫，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建议，在“孤军恐难久持，援军缓不济急”的情况下，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令李秉衡催促地方文武赶紧办理，同时允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同时颁发饷银2000两，以作筹备之资。但历史吊诡之处就是早在1895年1月5日，和议事宜已由清政府公开宣布，正式进行。然和议一直由太后主持，光绪和翁同和却极不情愿议和。光绪帝批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之事，说明他在这时还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而在如此不堪的战局和如此复杂政局下任用王懿荣，寄望欲扶大厦即将倾于王懿荣，说明光绪帝对王懿荣相当的信任，这对王懿荣来说也是莫大的殊荣。
王懿荣接旨后，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承领所需银两后，于2月16日由京城束装出发，立即赶回原籍。他在回登州途中沿路考察直隶及山东各州县举办团练的情况，并随时向朝廷奏报，“臣此次沿途，经过直隶及本省各州县地方，亲加访问正在举办的团练”，“畿辅以顺天所属之良乡六里河，东省以青州所属之昌乐较之为齐整，而莱州之潍县民团尤属认真，此皆逼近京城及东抚驻扎之区”。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王懿荣于3月13日抵达莱州府，面见山东巡抚李秉衡，由于通讯系统极端落后，至此他才知道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于2月17日他刚离开京师时已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参将杨用霖、护军张文宣等自杀殉国。王懿荣不顾旅途劳累，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和巡视团练有关事项，在十几天内巡视了登州所属十县团练巡练情况。在蓬莱阁北山炮台视察结束后，他亲笔题写了《郓城夏公印辛酉字庚堂德公牌》，表彰提督夏辛酉率守军向日三舰发炮轰击，使“吉野受此一惊，急旋舰身躲避”的事迹。以此表明在时局异常危机的情况下仍要誓死抗倭的决心。
王懿荣奔走各县，积极联络、多方筹措，他惊喜地发现“莱阳、栖霞西南乡一带人，最彪悍”，为使他们郡的“冢墓不至沦入异域”，他们愿意组织起来，“愿出连环保结”，“死丧断不相怨”。表现出誓死保卫家乡的豪情。王懿荣认为在外敌当前之时，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利用。即“黔、蜀哥老之魁杰”和“回家投诚之孙”。他在这次回乡办团练时还接触了两种身份的人，“一称有敢死之党三千余，一称素养马队五千余，若一旦用时声呼即至，马匹且不须买，并能冲抄，不须侦探”，王懿荣对他们的力量给于了相当的认可，认为凭借他们的力量，再“加以乡里子弟可得万人”，并且“乡先生有智谋可用者，亦得数十人”，“将来若有台澎之举”，根本“不须乞外洋保护”，他不无豪迈的说，“且不愁海面无兵舰，只此一片净土，老熊当道卧，豹子焉敢过也”。认为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民团武装。然而，就在王懿荣回籍紧锣密鼓筹办团练之时，朝廷政局却正向着议和派的政治倾向倾斜。在北洋海军全部沦陷后，和战两派已不再针对是和是战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是对于议和中是否割地而大起干戈。2月，吴大澂、宋庆先后又有牛庄、田庄台之大败，在主战派看来，虽有诸多的不情愿，但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李鸿章于2月23日到达马关，4月17日终在草约上签字。“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砍地泪纵横”。消息传来，王懿荣悲痛欲绝，以刀砍地，恨声连连。民心可用，清廷却弃之不用；宝刀可以杀敌，而今锋芒何向？！自己希望指挥民团像先贤那样保家卫国，但看来是报国无门，只能徒叹山河破碎了。
王懿荣壮志未酬，忿然写下七绝《偶感》一首：“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在筹办团练期间，王懿荣不仅将二千两银子全部花光，而且自己还赔上了白银五百余两，并且还都是从乡亲中借来的。就是这二千五百两，王懿荣也觉得“虚耗可惜”，“不敢累国家以度之也”，随后，他变卖家产，缴还国家饷银，遣散抗日将士。山东巡抚馈以千金，他分文不受，真乃“出师未捷国已破，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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